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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读后感 篇1
当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日益加快。借这篇报告的写作之机，我想就寒假返乡的所见所闻和《乡土中国》的阅读理解，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针对中国乡土社会结构与西方社会提出的新概念。中国的乡土社会的乡土性、不流动性和地方性，造就了由私人社会关系远近决定社会范围的独特社会结构，进而衍生出了因时因地富于伸缩的社会范围。
然而，在城镇化刻不容缓，乡村边界一退再退的今天，“差序格局”的产生原因——取资于土地的传统农业社会已近不复存在，更多的是没有土地、转向现代社会谋生的“新农民”。
同时，现代法治社会对传统乡土的侵蚀也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典型的例子即为“长老政治”的趋于败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绵延数千年的“差序格局”是否也随之消失净尽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他们仍然聚村而居，垦地种菜，生活并未因远离土地发生较大改变。我返乡后的经历或许可以为此做出一定解释。
本次春节撞上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外地返乡人员的我自然在回家路上遭遇了一定的困难，而其中又以在门禁上发生的一系列琐事最具典型性。
我所居住的商品房小区主要为回迁的原李家壕村村民，我祖父母所居住的另一个小区则主要由我所隶属的原红庙坡村民构成。问题就出在我出于必要往返于两个小区之间的时候。
我首次返回小区时被保安拦下，签了一份居家隔离承诺书并测了体温，确认无明显症状后居家隔离十四天，顺利拿到出门条。但在我持有出门条和身份证的前提下，保安仍然拒绝放行并与我发生争执，说什么都不肯放我——这个对他而言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出村。此时，我在这个小区居住已久的姑姑为我解了围：她认出了我，并向保安确认了我的身份。保安顺利放行。
而在另一小区，保安认得我，因而简单查看出门条之后就爽快地挥手放行。同样的剧情发生在两天之后我出门买菜时，不过这次的关键人物换成了同样认识我的另一位村民。
这很有趣：一个试图进入社群的陌生人，会因为不熟识而被排斥，但在另一成员确认他处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里后，又能被迅速接受——这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绵延。如同两个石块投入水中泛起的涟漪，本就不甚清晰的界限被迅速模糊、抹平，两个以个人为中心，社会关系为主线的社群自然而然地在同一点相交。
关于我和保安之间产生的纠纷，其实可以用差序格局下的伸缩性来作出解释：规矩既然可宽可严，那么自然应有作出伸缩的标准：这标准就是社会关系的远近，往往以血缘、业缘、地缘三大关系为限。远到“一表三千里”，近到父系一方的祖父母，都可以划归血缘；业缘和地缘的边界则更加模糊。
这实际上可以作为“差序格局”仍然存在的又一证据——这就是扎根实际研究的理论魅力。即使时移世易，但经典不会蒙尘：它永远历久而弥新。
乡土中国读后感 篇2
时常看到历史的书籍里会讲到很多家族的长者坐在一齐召开长老会议，并选出德高望重的人代理村里的事物。
在乡村里，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众多的事物都会和家族发生关联，都会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着。如果事情小，夫妻二人就能够解决，但若事情大了，全族的人都会干涩进来。在家族里，最有威望的就是族长，他代表家族的形象与利益。而当家族与家族之间发生利益关联时就需要长老的协调，长老一般不止一个，他们总是由各个家族的长者组成。长老处理各种纠纷既不是依靠权利，也不是凭借大家的协商同意而产生的效力。他们主要依靠仁礼道德来管教人们！他们依靠传统的约束！因此他们总是很重视教化的实施。但这就不得不产生一个问题，传统的东西也有过时的时候。这时就应怎样办呢？反对吧。长老领导下的礼制社会是不允许反对的！于是，在现实的社会中，新生的年轻人既然没有潜质去反对传统的东西，但他们能够选取是用心地执行还是消极的对抗。这也就产生了书中所说的“名实的分离”。
这所有的一切是在西方社会所不能看到的。西方拥有议会的传统，他们更多的是同意的权利，只要同意构成的机构不能满足大多数同意者的意愿，机构就有被反对推翻的可能。他们的行事原则主要依靠法律的约束，他们要求执法者依法而治。
乡土中国读后感 篇3
“礼”向来是文质彬彬的内涵，像《镜花缘》所描绘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我们所小就被教导要懂礼、知礼，读《三字经》、《千字文》，要“尊老爱幼”等等。汉代察举制的基础便是“举孝廉”。圣人孔子也曾经说过“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一切的根本。然而凡事多有两面性，礼也不例外。
礼，规范我们的行为，和谐我们的家庭，稳定我们的社会。自古以来，礼是约束自己的手段，古仁人志士强调“克己复礼”，今人强调“传家风、承家训”。孔子曾经说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的儒家与法家有很大不同，儒家思想强调，以德治国，反对严刑峻法，以礼服人，而法家思想则推崇酷吏，以法治国。孔子在这句话中就指出，以法治国能使国家稳定，但民众“无耻”，没有羞耻心，只是碍于法律效力，并非主观愿意；而以礼治国，民众“有耻且格”，人们有羞耻心能自我约束。人服礼是主动的，可为人所好，即所谓的“富而有礼”。
然而，作为一个统治了中国千年之久的思想，它一定也存在某些不合时宜的地方。例如古代有杀人祭旗的习惯，又如帝王死后要活人殉葬。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写到一个人物团圆媳妇。她十二岁就被“卖”到男人家做媳妇，她从原先一个生龙活虎的少女，被一群受到愚昧思想禁锢的人们活活残害致死。体现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小团圆媳妇本来是健康活泼的，但在这个被封建礼教封闭的小城，婆婆为了让她守规矩，甚至为了让自己舒心，任意打骂她，团圆媳妇在极度恐惧中生了“病”，邻居也带着“好心”帮助她，人们这种杀人无意识，以及杀人的隐蔽性和残酷性让人悲惨和痛心。作者通过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冷静得近乎冷漠，对封建愚昧的国民进行了嘲讽和鞭挞。
鲁迅先生也在他的《二十四孝图》中，批判了封建社会下国人谋人性命，教人自虐的丑恶祸心。“卖身葬父”、“埋儿奉母”、“哭竹生笋”这样的字眼让人感到冷酷无情。孝是应该的，但愚昧、迷茫就是愚蠢的，可悲的，甚至可恨的。郭巨挖窟窿时，他的儿子还玩着“摇咕咚”，抱在母亲臂膀上，高高兴兴地笑着。读到这，我不禁为这小孩子叹息，焉有如此愚父？
“礼”可以救人，也可能杀人，不仅中国如此，其它国家也存在此类现象。在印度，丈夫的葬礼上妻子要被活活地烧死，这也是“礼”；在缅甸，孩子成年礼时要杀死几个人，这也是“礼”。在诸多事例中，“礼”对人性的禁锢，对生命的漠视显露出来。
由此看来，儒家所推行的礼制并不是完美的，或者说，在后人的传承下变得扭曲，变得野蛮，不合时宜。
综上，对于礼，我们应该理性面对，“仁、义、礼、智、信”要有，但我们不能愚礼，错误地盲从礼，这样就会导致你做出一些荒唐的事，这种礼在现代社会看来是残忍的。因此，礼要达到治，要能适应现代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礼不是唯命是从，不是三叩九拜的繁文缛节，更不是是非不分的愚忠。而是一个人对道德的理解和诠释，一个人对文明追求与展望。
乡土中国读后感 篇4
《乡土中国》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下人。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历史，“乡土中国”在某种好处上是中国传统的符号，在这个思想激荡的时代里，成了畅销书。
持续者认为：靠务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以定居为常态，即便正因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也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定居下来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在相对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下，构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规矩”即可约束行为，法律则大可不必；“常识”即可应付变化，“规律”就可有可无了。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很同意，正因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在中国，从女娲用泥土造人的传统神话故事开始，到历代的引起社会轰动和反思的农民起义，都与泥、与土，分不开。“土”，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身上的烙印，是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着的东西。“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我们小时候就能朗朗背诵的诗，其实就能说明以前中国社会以农民为荣，尊敬、崇拜他们。
中国人有“私”的毛病，费孝通先生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是自己，推及的远近视财富和势力而定。波纹的中心既不相同，推及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为出发，因此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缺乏对权力和义务的共识和遵从。在“推己及人”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也构成了维系人际关联的道德要素：“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
乡土中国的“家”通常是父亲一系的“大家”，费孝通称之为“小家族”。乡土中国的家不但承担了生育的基本功能，而且能够承担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功能。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里要有家法，夫妇间要相敬如宾，妻子要三从四德。在乡下，通常都是男的和男的在一齐，女的和女的在一齐，孩子们又在一齐，这是性别和年龄造成的距离。中国人在感情上的矜持和保留，也是在这种社会格局中养成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正因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
礼制不一样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礼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是主动的，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相比之下，法律是强行限制人的行为的，而道德是整个社会所支持、默认的。做了不道德的事，即使有些还没有严重到会受法律的制裁，却必定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即我们俗话说的良心的谴责。
费孝通先生认为，薄弱的基础决定了农业社会不能建立起强大的权力帝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也构建不出西方式的民主社会，乡村中国“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在乡村中国，亦有一种发生在长幼之间的很强的“教化权力”，该种权力保证文化传统的延续。
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乡土社会，血缘关联决定了社会地位。在稳定的社会之中，血缘又推而广之为地缘。因血缘和地缘而构成了一个个关联紧密的社会群体。在群体内部，人们靠人情往来，这样就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最后，作者认为，乡土社会的稳定是相对的，只但是乡土社会的变化极为缓慢。缓慢的变化缓冲了变化可能带来的冲突，因此乡土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少见思想激荡。缓慢的变化在名实分离的教化过程中得以实现――应对教化持续面子上的遵从，具体执行之中则遵循事实上的变化。这一过程中，恐怕也构成了国人心口不一、阳奉阴违的一些陋习。
费孝通先生已经仙逝，作为一个既没有乡村生活经历，也没有文科教育背景的人，对大师的理论做了一些揣测，请费先生原谅这种无知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