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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调研报告 篇1
为进一步深入把握我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情况，助推和提高养老社会化程度，促进昆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社法委于20xx年4-6月间对我市不同类型、各具代表性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服务体系的建设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一、我市老年人口和养老服务机构现状及工作成效
（一）我市老年人口的基本状况
按照国际标准，一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即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志。我国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至20xx年底全国老年人口达1.9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4.9%。我市1991年有老年人口36.25万，占总人口比例的10.09%，标志着我市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xx年底，我市户籍老年人口达87.264万，占全市户籍人口的16.06%，较1991年增长了1.41倍，年平均增长率为7.32%。目前我市有空巢老人23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26.36%；失能老人19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21.77%。在全国31个省会城市中我市老龄化程度排第9位，在云南16个州（市）中排第1位，是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城市，具有高龄化、空巢化的特点，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剧增。
（二）我市养老服务机构现状
我市目前具有一定规模的老年人活动中心4所，各类养老服务机构119所，总计拥有床位数1.6万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18张，已建成投入运营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72个，市级层面成立了XX市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协会、XX市养老产业协会，全市95%的城市社区和85%的农村社区（村）均成立了老年人协会。
（三）我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情况及成效
1、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情况
根据省、市《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相关要求，我市于20xx年启动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设工作，当年省下达我市建设任务为60个，20xx年为80个，到目前为止已有72个建成并投入使用。
——建设方式及规模。我市因建盖较早的城市老旧小区难以找到800平米的场地，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采取新建、改扩建、租赁场地整合资源等方式进行建设，有的中心功能较为齐全，有的采取多点建设弥补或达到功能相对齐全。
——服务内容。目前根据我市不同社区老年人的需求，在个别“中心”四项基本服务已得到拓展，如XX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示范点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增加了情感关怀、养老机构外展、小家庭结对等服务。
——服务对象及方式。服务对象为本辖区内60周岁以上老年人，具体根据老年人的实际情况分为无偿、低偿和有偿服务，无偿服务的对象为具有本辖区户籍的城市“三无”和农村“五保”老年人；低偿服务对象为具有本辖区户籍老年群体中的高龄老年人、特殊群体的老年人；有偿服务对象为有经济来源并有服务需求的老年人。
2.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情况
我市积极探索不同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方式，按管理主体和经费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类。一是由政府全额负担运营经费的，如XX区长寿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成立于2008年，与社区居委会办公用房合用，结合“4050”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招聘工作人员，成立至今已为12.9万人次提供服务，每年投入65万元用于政府购买服务。二是由集体经济承担运营经费的，如XX区中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成立于20xx年3月，新建小区预留用地建盖，每天为150余位老人提供用餐服务、为80余人提供康体娱乐活动。三是社会力量兴办、民营经济补贴。XX区916社区养老示范基地，成立于20xx年4月，由爱心企业家免费提供场地，成立至今已为3.6万人次提供服务，爱心企业每年提供运营经费120万元。四是大型工矿社区，由单位与社区共建的，如XX市新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成立于20xx年，与社区居委会办公用房合用，与单位离退休人员工作相结合，成立至今已为3万人次提供服务，至今投入运营经费70万元用于政府购买服务。五是市妇联探索的“三工”协作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即市由妇女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义务工作者三者结合，由市妇联组织牵头，引入南鑫家政服务公司提供社会工作者服务，招募志愿者参与，共同为社区居家养老提供服务和帮助。
3.取得的工作成效
我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至今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年的“星光计划”，即2000之后的2-3年，通过发行福利彩票筹集的福利金，约40-50亿元用于资助城市社区的老年人福利服务设施、活动场所和农村乡镇敬老院的建设；第二阶段是2007年的“163”计划，即给予每个社区5万元启动资金，建立“1个”老年服务中心，针对社区内的特困老人、残疾老人、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和患病老人，开展温情、援助、医疗、教育、康乐和维权“6项”服务，实行领导、标准和标识“3个”统一；第三阶段是当前开展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即建立健全县（市）区、乡镇（街道）和社区（村）三级服务网络，城市街道和社区基本实现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全覆盖，80%以上的城市社区和20%以上的农村社区建立包括养老服务在内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和站点。
目前已逐步探索出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资源为依托，社会力量参与的新路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在西南地区处于中上水平。通过实地走访与了解，截止20xx年3月，我市72个建成投入运营的“中心”，获得省、市、区三级财政拨付建设补助资金累计达4900万元（具体补助标准见表五），其中申请省级财政补助2300多万元、市级财政配套投入1600多万元、县（市）区级财政配套投入1000万元左右，为近万人次老年人提供了服务。
二、我市目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发展不平衡。一是各县（市）区之间呈现不均衡发展。二是各社区之间发展不平衡。
（二）缺乏市级层面的政策支撑，各职能部门之间难以形成合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涉及规划、土地、住建、专业人员培训、政府购买服务、志愿者服务管理等多方面工作，需要多个职能部门的协同推进。
（三）工作开展过程中“三难”问题突出。一是“中心”用房选址难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二是各级配套资金落实有困难。三是运营难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
（四）服务项目有待扩充，充分发“中心”养老服务功能挥。由于“中心”的建设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中心”建设的基本功能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另外，一些“中心”由于缺乏宣传，虽然具有较为齐备的设施和配置，但呈现出服务量不饱和的状况，“中心”难以真正发挥养老服务的功能。
（五）社区功能不健全，社区内资源整合利用率不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支撑在社区、根基在社区、服务对象在社区，需要社区内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家庭的参与协作，需要整合社区内各种资源，纳入整个社区的发展建设统一规划之中。但调研中了解到，许多现有社区资源还处于“分离”状态。一是社区内的基层组织未能实现有效联动。二是“中心”与小区物管没能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三是社区内公共单位、组织拥有的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引入不够。
（六）“中心”责任主体要不够明确，助老服务队伍建设有待加强。一是“中心”责任主体不够明确。二是助老服务队伍力量薄弱，专业养老护理员紧缺。
三、对策和建议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国际上一般都是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以后才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中国在3000美元的时候就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挑战。XX市作为省会中心城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幸福美好新昆明的重要意义，是我市在全省率先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我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切实增强做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紧迫性和责任感，结合社会管理工作创新，建立“政府投入主导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对象公众化、运行机制市场化、服务队伍专业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大格局；要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绩效考核体系；要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投入、搭建平台、培育机构、典型示范、服务监管等途径，切实加强我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领导。
（二）加快制定有利于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措施。
一是按照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抓紧对《XX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进行修订，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写入地方性法规条例中。二是制定完善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根据我市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老年人口分布和老年人的.需求，科学谋划、高位统筹，做顶层设计。三是市政府要加快出台《关于加快推进XX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要认真总结试点经验，深入调研，摸清情况，学习借鉴省内外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明确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指导思想、目标任务与阶段性要求，以及各职能单位的具体职责，进一步规范“中心”的建设、运营，通过建立长效性的运行、管理、保障机制，逐步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措施。
（三）建立健全我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体制机制。
一是强化市、（县）区两级老龄部门养老行业主管部门的责任，负责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强化县（市）区、街道（乡镇）两级政府为“中心”建设的主体责任，负责具体承建“中心”项目；强化街道（乡镇）、社区属地管理主体的责任，在“中心”项目建成后，交由社区、社会组织及企业等管理运营，由街道（乡镇）、社区负责日常监管。形成“条抓块管、条块结合、以块为主、非营利性组织负责“中心”营运”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管理体制。二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打破行业界限，放开社会化养老服务市场，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购买服务、小额贴息贷款等多种形式，引导和培育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具有一定资质的、专业性较强的非营利性机构，尤其是社会工作机构进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可学习上海模式，建立公益招投标平台，设立养老服务专项，通过市场化的引入激发行业的活力，实现运行机制市场化。三是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工作机制，制定“普惠+特惠”的政策，优先向需求最迫切的老年特殊群体提供服务，将城市“三无”老人、农村“五保”老人、80岁以上独居、空巢、失能、半失能的高龄老年人列为政府购买服务的对象，为其提供无偿或低偿服务；通过市场运作，不断拓展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为具有服务需求和一定经济能力的低龄老人提供有偿服务，逐步实现服务对象的公众化。四是建立健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经费保障机制。老龄工作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且养老产业属于微利或无利行业，建议政府通过财政拨付、政策倾斜、税收减免等形式给予一定的扶持，要，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助老员”工资、日间照料床位、老年饭桌、场地租赁等方面给予补贴扶持。
（四）进一步完善社区功能，夯实居家养老的硬件基础。
一是将“中心”建设纳入社区配套服务设施统一规划建设，作为“和谐社区”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进行考核。二是加强社区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将“中心”建设用地纳入新建小区的建设规划，在开发时预留小区总面积的5%或8%，作为养老设施用地，规划、土地、住建、民政等部门要在立项、规划、用地、工程许可、小区命名等各个审批环节严格把关，形成政策合力；加大对老旧小区硬件设施的修缮和改造，充分利用有限空间，以改扩建的方式逐步加强“中心”硬件建设。三是加强对社区资源的整合利用，社区“两委”应重视和支持“中心”建设，加强老龄、民政、卫生、工青妇等基层组织的协调配合，充分依靠和挖掘社区内公共单位的力量，调动小区物管的积极性，共同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
（五）加强队伍建设，建设一支专兼结合、以专为主的社区养老服务队伍。
一是进一步理顺老龄工作管理体制，整合老龄办与市委老干局的资源，以适应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对老龄工作提出的新挑战和新要求。二是与“4050”人员再就业工作相结合，参照社管综治“协管员”的方式，在每一个“中心”设立2-3个“助老员”的公益岗位。三是加强养老服务人员的培训，与劳动就业部门配合，定期对专职人员进行康复、护理、心理学等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培训，实行“助老员”持证上岗和定期星级评定，提高养老服务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四是注重发挥“养老服务志愿者”队伍的作用，开展“以老养老”、“银行式储蓄养老”，调动志愿者的积极性，特别是一些低龄老年志愿者的参与积极性。
（六）加大宣传力度，引领社会化养老新风尚。社区居家养老在全社会的认知度和认同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要以新修订的《老年法》普法学习宣传为契机，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加强宣传，发挥舆论引导和推动作用，强化“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老”的意识，形成全社会关心、关注养老服务事业的浓厚氛围。发挥好新闻媒体的作用，通过开展各类活动，集中宣传开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背景、内涵和意义，通过对“中心”养老服务实际效果的提升和宣传，释放敬老、爱老、养老的社会“正能量”，以提高社会关注度；要针对老年人做好细致的宣传讲解工作，逐步改变老年人传统的生活观念、消费观念和养老观念，接受这一新型的养老方式，引领社会化养老的新风尚。
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调研报告 篇2
国务院关于《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优先发展养老服务，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创建中国特色的新型养老模式”的基本原则。
市政协十二届十一次主席会议确定对我市城市居家养老作为今年重点调研课题，从20XX年7月下旬至8月期间，市政协副主席任书文带领政协社法委、民政局、政协委员调研组先后视察了杏花岭区锦绣苑社区、迎泽区五龙口三社区、海边街社区、太原市社区管理服务中心等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情况，听取市民政局对我市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发展建设情况，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就我市城市居家养老现状、问题、对策进行调查研究。
我市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从20xx年开始启动居家养老试点，市民政局作为政府总牵头部门，制定实施办法，创新工作理念，探索为老服务新机制，构建居家养老新体系，逐步把这项工作推广到全市543个社区，到目前居家养老服务网络覆盖全市。20xx年9月和20XX年7月国家民政部部长李xx来太原市考察，充分肯定我市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经验做法，并向全省推广。综合归纳有六个方面的亮点。
（一）紧跟社会形势，着力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功能建设。我市现有60岁及以上老人63万人，占全市总人口数的%，其中空巢老人约13万户，人口结构向老龄化、空巢化的趋势发展。为应对老龄化现实，目前全市建立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115个，安设老年床位1380余张，招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商500余家，设立
养老服务点2461个，建立社区服务队760支（约20xx人），招募志愿服务者万人，建立老年人“爱心一键通”服务系统，为空巢老人发放万部“爱心一键通”，开通8181890社区信息服务网络平台，建成现代化的求助呼叫网络平台，受理老年人求助呼叫225862人次，为民排忧解难70629人次，全天候（24小时）为老年人服务。
（二）创新养老模式，敢于探索居家养老服务新路径。我市坚持“政府主导、社区主体、社会参与”的工作导向，把研究解决养老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创新养老服务工作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在前进中探索出一条新路，即“以家庭为基础、社区服务为纽带、居家照护服务为宗旨”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健全完善为老年人提供“无偿、低偿、有偿”优质服务的运行机制，即“无偿服务针对80岁以上高龄、工作总结空巢、困难、伤残以及无子女、无自理能力、无经济来源的‘三无’老人提供免费服务；低偿服务针对老人与服务机构签订协议，提供低于市场价的'优惠服务；有偿服务针对以市场运作，为老人提供预约上门实惠服务”。
（三）制定扶持政策，构建居家养老事业新格局。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党和国家养老政策的贯彻落实，为适应新形势下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将居家养老服务纳入全市“十二五”经济社会规划和服务业扶持范围，制定出台了《关于推进居家养老社会化服务工作意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大力支持发展社区居家养老事业，全市基本形成了“投资多元化、运作市场化、管理规范化、服务人性化、队伍专业化、手段信息化”的居家养老服务新格局。
（四）树立全新理念，建立居家养老服务工作新机制。全市建立了各级党政部门、社区居委会、辖区企事业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广大居民“五力合一”的联动运行机制和分类服务、分级帮扶、助老服务、网格管理、亲切关怀、社会联动“六位一体”的居家养老服务机制。创新为老服务机制，制定出台了《太原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象评估管理办法》，为孤寡、失独、独居、空巢、困难、优抚、残疾和高龄等八类老人提供享受分级优惠服务，评估计分确定“abcd”四种类型老人发放养老服务卷，即每年每人发给a类85岁以上空巢“三无”老人2400元、b类80岁以上空巢困难老人600元、c类70岁以上空巢伤残老人150元、d类60岁以上空巢特困老人享受亲情志愿者服务；今年为近五万名老人提供多样化居家养老服务，其中a类128人、b类2585人、c类17194人、d类30000余人。
（五）扩大服务领域，满足老年人个性化生活需求。根据老年人不同服务需求，在全市各个社区开展生活照料、医疗保健、防病治病、法律维权、文化教育、体育健身、志愿服务、老年餐桌、家政服务、配餐送餐、康复护理、心理咨询、亲情服务等40项社会化服务，心得体会在每个社区都配备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专管员，及时为老人提供服务指南、服务项目、服务人员，解决老年人精神生活和医疗保健方面的问题和护理需求，基本做到“养老在社区、服务进家庭”。
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调研报告 篇3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逐步发展，农村老人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由于农村家庭供养意愿和供养水平普遍较低，老人的生活水平还停留在温饱线附近。
一、农村家庭养老制度面临的困境
目前在农村，由于代际关系“轻老重幼”格局的形成，一方面家庭物质资源的代际间分配严重扭曲，老年人处于被忽视被排斥的地位；另一方面，老人在家庭和社区中的话语权也在迅速失落，他们不但缺乏与子孙交流和沟通的机会，而且连表达个人意见和不满的权利也经常被剥夺。老人生活质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弱化与农村整体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反映了农村以年龄和代际为界的社会分化业已形成，并在不断扩大。
第一，家庭养老的制度基础已经改变。一般认为，家庭养老是在长辈对知识和家庭经济具有控制权威的社会中形成的制度性传统，父辈对财产等资源的控制地位是其赖以获得子孙赡养的主要制度基础。我国农村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人口流动与交往范围的扩大，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长辈对家庭经济和其他资源的控制性地位已不复存在，他们可用于与子女交换赡养的物质基础亦非常有限。在农村，儿孙对老人的赡养意愿和赡养水平，通常与老人的财产和收入状况密切相联。由于父权基础的普遍衰落，除亲情约束之外，养老不再具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力和保障，较大程度上主要依赖子女的个人意愿和内在道德的支撑。
第二，家庭养老的支持性文化正在衰落。有研究认为，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即“孝”文化可以成为当今家庭养老制度的主要依托性资源。但调查表明，“孝”文化的支撑作用并不乐观。在农村，对赡养内涵最具共识的看法是“给老人吃饱”，这种基本义务也成为普遍的标准赡养行为。例如，兄弟几人每年合供每位老人500斤谷子或300元钱后，对老人其余衣食寝饮、情感悲欢不闻不问，以“供”代“孝”，有“养”无“孝”。虽然农村目前还能普遍接受家庭养老制度，但是在养老的制度基础逐渐瓦解后，作为其文化基础的“孝道”观念也已逐渐式微。
第三，人口流动背景下的老人照料资源短缺和血缘关系弱化。调查显示，贫困农村家庭的养老仍然主要依赖子女数量。农村劳动力在地理上的流动和迁移，使得因计划生育和家庭小型化而出现的老人供养及其照料资源短缺的问题进一步加重。流动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改变了家庭养老所赖以存在的重要条件———紧密的血缘联系。地理间隔使得农村老人从儿孙方面获得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变得不现实。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农村人口“城市化”、“公民化”过程的开启将会导致血缘关系的重要性逐步降低，人们对家庭养老模式的认同程度也会随之下降，从而进一步削弱家庭养老的基础。
第四，养老行为的规范资源消失或功能减弱。作为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家庭养老制度还包含一套规范人们养老行为的制度维护机制，如法律、社区行政组织、宗族制度和公共舆论等，对不赡养行为予以规范和惩戒。但农村的现实情况是，除法律外，其他传统的制度维护机制作用都在显著消退，家法族规和公共舆论曾经是农村最重要的规范资源，但是这项制度资源的功能也在弱化中。村干部对眼皮底下发生的一些赡养纠纷通常持消极态度，“民不举官不究”，“管不了，没法管”。一旦发生不赡养或其他事件，老人能够从制度渠道获得的救济非常有限
二、解决农村家庭养老困境的政策思路
农村养老制度目前面临两难选择，所谓资源困境实际折射的是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背景下，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因其制度化基础改变而难以为继。对此，首先要改变对农村养老方式的自然主义态度，加强国家对农村养老行为的积极干预、扶植和管理；其次，要创造新的资源形式，立足农村资源的开发，鼓励探索和实验新型养老方式。
第一，政府主导在农村兴起尊重、关怀老人的风气，以政府的威望代替老人在社区和家庭中日益没落的权威。除必要的大力倡导和宣传工作之外，还应考虑采取一些制度措施，如成立老年人协会等，并规定其在村庄相关事务决策中的一定地位，以提高老年人在社区中的话语权来带动老年人其他权利地位和权利意识的提升。
第二，强化村级组织在社会风气、道德建设方面的规范、监管职能。在养老制度以道德自律方式难以充分维持的情况下，应补充以行政>文秘站:<手段，建立新的尊老敬老的村规民约，以及群众投诉和举报的受理责任制，切实解决不赡养和其他老人的行为。
第三，倡导移风易俗，鼓励女儿赡养，挖掘农村新的养老资源。在多数老人看来，儿子供养是出于义务，女儿赡养则是出于亲情，女儿的重要性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能得到体现。但传统的风俗习惯制约着老年人在儿子和女儿间自由选择赡养者。对女儿而言，因有义务而无权利也存在诸多不平等问题。所以在农村，倡导新观念，宣传和推进儿子女儿平等的继承和赡养地位，不仅有利于普法而且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
第四，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社区集中供养试点，探索社区和邻里相助的福利功能。如在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村庄，由村委会负责，子女部分出资，尝试将老人的赡养或部分赡养职能集中在一起，建立老人的疾病、照料、闲暇等统一管理和相互照顾制度等。
第五，针对改革开放后进入中年的“准老人”，逐步推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这些“准老人”与集体化时代过来的老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大多数有自我养老的意识，也经历了一定的市场化洗礼，并且具备一定的财富准备。只要养老保险制度制定合理，经过若干年后，农村能够实现从完全的家庭养老过渡到合理的家庭与保险制度并重的养老方式。
第六，针对老年人是疾病多发群体、医疗消费的最困难人群，应在合作医疗制度中设置倾斜性资金。可以考虑国家拨付专款，对65岁以上老人提高一定的医疗报销比例。还可针对老人“大病等死”的窘境，建立专项的“大病扶助基金”，规定家庭和国家不同的出资比例等。
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调研报告 篇4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中央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标志着在经历了十多年的试点、探索之后，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被正式提上日程。
有资料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3亿，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1亿，占总人口的8%。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村老龄化问题突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缺乏可靠保障，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空巢家庭增多，传统的土地保障功能面临严峻挑战。
一、当前我国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
随着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养老已不再是单一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其它养老方式并存的格局。
家庭养老：这是当前我国农村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农村家庭养老之所以如此重要，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农村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由于农村地区间发展差异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短时间内不可能在全农村范围内建立、推广养老保险制度，这决定了家庭养老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第二，农村家庭服务业不发达。即使部分老人拥有数目可观的养老金，但由于疾病缠身、自理能力较差，他们仍然难以安度晚年；第三，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对农村老人生活习惯的感染和影响。“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仍是他们所渴求、向往的，且随着年岁的增加，农村老人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越来越有限，对家庭人员的物质、精神依赖亦会增加。
集体养老：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集体养老作为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养老过渡的一种形式，是以集体为单位对老人进行集中供养的养老方式。
尽管集体养老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现在看来，其作用仍然有限。第一，养老对象过窄，集体养老的范围事实上就是对五保户的供养。然而，五保户的供养条件非常苛刻，对于只有女儿的老人一般不予“五保”；第二，没有敬老院的农村地区主要由村组负责对“五保户”实行分散供养。集体养老保障也仅仅停留在维持其温饱；第三，对集体养老认识明显不足。在农村地区，许多符合条件的农民不愿享受“五保户”待遇，只要尚有一点点劳动能力，或者有亲人可以依靠，谁也不愿享受“五保户”的供养。
储蓄养老：是一种最典型的自我养老方式，即老年人依靠日积月累、勤俭节约的积蓄养老，但这种养老方式在农村越来越缺少实用价值。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有限，尽管辛苦劳作和省吃俭用，但盖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各项开支却很大。到了晚年，其积蓄难以保障养老的基本需求。
二、人口老龄化对传统农村养老模式的挑战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城乡发展差距大，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保障主要依赖于家庭养老。日趋严重的农村老龄化问题，必将对农村老年人口养老问题提出严峻挑战。
1、农村老年人口的增加，加大了农村养老的压力。
2、老年人口的高龄化降低了老年人的自我养老能力。农村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未读过书的占一半以上，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占到九成以上，低素质决定了农村老年人口大部分都是体力劳动者，年龄对他们的自我养老能力影响很大。老年人口中高龄人群比重的增加，降低了老龄人口的自我养老能力，同时也降低老龄人口自理能力。农村老年人口高龄化和健康状况的下降，无疑加重了农村养老的负担和压力。
3、农村家庭的小型化弱化了家庭养老的功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农村家庭的子女数也大大下降，导致家庭规模小型化、核心化的比例上升。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核心化，使过去一般是多对夫妇供养一对老人变成现在一对夫妇供养两对及两对以上老人，无论财力上还是精力上，都让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
4、“空巢老人”的增多，独身老人比重上升，加大了农村养老的社会化需求。传统的家庭养老不仅由子女为老人提供经济保障，更重要的是生活照顾和精神抚慰。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后，虽然也履行了在经济上供养父母的义务，但考虑到进城农民的自身经济状况，供养的程度是有限的，而且无法给予老人必要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同时，农村老人尤其是高龄人口中独身老人，由于缺少了“老来伴”，没有在生活上相互照应、在情感上相互慰藉的对象，使得养老更加困难。
三、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现状
（一）农村养老保障的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
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保障对象一直限于“困难的人”、“光荣的人”和“富裕的人”，农村的大多数人由于种种原因还无法享受社会保障。相关的调查显示，占人口总数20%的城镇居民，享受全国89%的社会保障，占人口80%的农村居民，仅享受到了社会11%的`社会保障，在县城以下集体单位的1 000多万职工和2 000多万城镇个体经营者基本上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
（二）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挑战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其所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子女的赡养压力增大。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独生子女家庭成为我国农村主要的家庭构成模式，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来临，80年代后的独生子女，面临着承担四个老人的赡养义务，同时还有一至二个子女的负担。
（2）劳动力流动和人口的迁移给家庭赡养带来了负面影响。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内地农村人口大量向经济较发达的城镇流动，这些“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人员长年在外务工经商，势必影响对老人的供养。
（3）随着农民观念和家庭规模的变化，传统的大家庭模式正在被核心家庭模式所取代，家庭养老的保障功能正在弱化。
（三）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管理水平较低
事实上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一直都是一项技术和管理水平要求都很高的工作，既有商业保险的技术难度，又存在着依法实施的政策难度，对管理水平的要求也很严格，按照国际上通用的做法就是管理、缴费和实施的使用三权分离，互相监督，这样才能保障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使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过程更加顺利，使基金的运营更加畅通；但就我国现行的农村保障基金的管理办法却是管理、缴费和实施使用三权集于一身，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挤占、挪用、贪污、挥霍农村养老保障基金的现象时有发生。
（四）农村养老保障的现行制度和法规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协调
从现状来看，我国现行农村养老保障的制度和法规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并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农民的养老保障制度主要是以土地为中心的正规保障。近几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人均可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土地涌入城镇，使得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正在不断弱化。其次，新型的社区养老和商业养老保障模式仅仅在少数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农村较富裕的家庭存在，很难推广普及。与此同时，我国老龄化的步伐正在加快，老年人比重达7。51%的农村老龄化压力更加不言而喻。